进入中国市场10年之久的Blue Nile如今正式关闭了中国地区在线购物服务渠道。作为全球首家互联网钻石零售商，Blue Nile曾在天猫、京东和微信商城等多个线上渠道开设官方旗舰店，但在线下方面却并无可以直接提货的门店。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现在线上购物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但像钻石这类高价值产品，门店不仅是经营渠道，也是品牌传播和客户服务的基础，只靠线上的单一渠道势必会走入死胡同。

退出中国

11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登录全球首家互联网钻石零售商Blue Nile中文官网发现，网站内已无法选购商品，并显示“Blue Nile官方网站将于2023年1月31日正式闭店”，Blue Nile微信官方商城则显示已于2022年11月17日正式闭店。

11月18日，Blue Nile发布《一封致Blue Nile中国消费者的信》后，品牌在华线上选购渠道已经“人去楼空”。品牌方表示计划于即日起逐步关闭中国业务，包括官网、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和微信官方商城。

2012年，Blue Nile正式进入中国，开设上海办公室；2013年1月入驻走秀网。在中国市场经营10年之久的品牌离开，却几乎没有引起波澜。Blue Nile关于退出中国市场的微博下仅有11条评论，品牌官方微博的粉丝数也仅有11.2万，甚至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走了才知道它来过”。

实际上，早在今年中期，Blue Nile便开始了业务调整工作。今年6月Blue Nile宣布计划以SPAC方式重新在纳斯达克上市，预计将于今年四季度在纳斯达克完成上市计划。成立于1999年的Blue Nile于2004年首次上市，但在2016年被贝恩资本和Bow Street收购后再次私有化。

今年8月，美国珠宝零售上市集团Signet宣布以3.6亿美元全现金价格收购Blue Nile，值得注意的是，Signet收购的价格远低于Blue Nile两个月前准备重新上市时的估值8.73亿美元，甚至低于2016年被贝恩资本和Bow Street收购的价格5亿美元。

近年来，这家曾经的钻石鼻祖盈利能力的确正在减弱。据Blue Nile 2021年财报显示，2021年销售总额5.6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1%，但利润亏损4000万美元，大于上一年的2850万美元亏损。Blue Nile 对亏损的原因则解释为不断增高的运营费用和产品成本。

过度依赖线上

对于此番撤出中国市场的原因Blue Nile称，受到全球经济形势下滑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母公司将缩减全球布局以及整体运营成本，并计划于即日起逐步关闭中国业务。实际上，对于线下业务的“忽略”，反而令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相比于其他钻石类品牌，Blue Nile明显存在线上、线下头重脚轻的现象。Blue Nile在中国市场开设了一个位于上海宏伊国际广场的办事处，消费者想要到店需要提前预约。与此同时，Blue Nile在中国的线上渠道包含Blue Nile中国官网、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以及微信官方商城。

今年8.67亿人次骑行，详解北京共享单车治理法则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共享单车通勤出行、休闲娱乐。11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以来，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量已达8.67亿人次，日均骑行量294.4万人次，同比2021年增长了10.91%。同时，北京的共享单车投放合规率达98%、动态位置接入率达95%，淡季车辆使用效率较2020年提升了80%，市民针对共享单车满意度已达到八成以上，行业发展已现新活力。但共享单车这一新业态曾经因“野蛮生长”而乱象频出。为此，北京交通部门持续优化共享单车行业营商环境，用“加减乘除”法综合施策，一手探索长效化管理机制，一手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逐步找到了城市治理、行业发展、消费者满意的共赢平衡点。

“加法”：细化治理政策

日渐增长的骑行量给行业带来前景的同时，也给细化治理政策出了道新考题。为此，在《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北京市编制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系统技术与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明确车辆及车载智能终端、承租人客户端、企业运营平台、信息系统安全等技术要求，引导企业标准化、规范化经营，并印发《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信用评价标准》，从经营状况、守信激励、经营管理、其他行政部门执行及处罚情况等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考核评价，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同时，北京结合季节特征和出行需求，实施淡旺季总量动态调整，中心城区车辆投放规模控制在旺季不超过80万辆，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优选运营企业，科学测定车辆运营规模，确保车辆投放规模合理。

此外，北京还建立了“月打分、季评级、定期公示”的行业服务质量考核机制，从车辆质量、数据接入、秩序管理、用户信用等多维度衡量企业服务质量，帮助企业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实现以考促改、以考促干、以考创优。

“减法”：全链条综合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共享单车新业态的发展特点，北京市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实施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综合一体化监管措施。

具体而言，事前建立信用档案，组织企业签署承诺书，自主承诺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事中分级分类，科学精准监管。实施“信用+风险”新型监管，明确信用评价指标和风险评价指标，与网信、公安等部门建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共同开展跨部门协同共治，对运营企业按月实施风险评估、按年实施信用评价，结合风险级别和信用状况，形成四级综合监管市场主体名录库。

在事后，则依据事中监管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对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精简检查内容，降低检查频次；对风险高、信用差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让守信者畅行无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此外，发展之初，共享单车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准入和退出问题。当时，企业为占领市场大量投放车辆，在京运营企业一度达到16家、投放超235万辆车。

“在北京，共享单车的治理宜疏不宜堵。”中国《文旅创新创业智库丛书》总编张德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共享单车投放量过多一方面会超出城市的承载力，另一方面会使共享单车利用率过低，企业利润率也会走低。”

如今，通过全链条监管等方面的综合施策，在北京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数量由高峰时期的16家减少为3家，截至2022年9月底，北京市范围内报备的运营车辆也减少至101.02万辆。

“乘法”：“黑科技”赋能

“当前，物联网等技术已然很发达，要对共享单车进行科学治理，有必要使用科技手段对共享单车的各种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和分析。”张德欣表示。

目前，科技已是北京解决停放秩序管控难题的能效“倍增器”。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已全面接入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车辆的动静态数据，车辆从信息接入平台起，每一次装卸、调运、骑行记录均“有迹可循”。

同时，北京交通部门基于平台开发车辆调度小程序，辅助各级管理部门和运营企业维护停放秩序、清理淤积车辆。属地管理部门可利用调度小程序及时调度企业处理，而企业在接收车辆调度任务后，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到达现场、30分钟内处置完毕，建立形成了政企联动的“5-30”快速响应机制。

卫星定位、蓝牙感知技术也被应用于共享单车治理当中。据介绍，围绕轨道站点、大型商圈等共享单车停放需求旺盛地区，运用这两项技术，可以对一定区域内的车辆投放规模和使用情况进行监测，中心城区轨道站点监测覆盖率达48.03%（核心区96.3%）。

此外，为引导骑行人规范停放共享单车，各区持续推进“电子围栏”建设，企业通过技术匹配，针对骑行人归还车辆的环节实行“入栏管理”，即车辆如果没有停放至指定的停放区，则会弹锁并持续计费，并在App上引导骑行人至指定的停放区。目前，中心城区31个重点区域的1181个停放区已实现入栏管理，相关秩序类投诉有明显下降。

“除法”：行业合规自律

以往，单一企业不愿意对不文明使用车辆的用户采取惩戒措施，唯恐导致客源流失，因此各企业针对违规停放行为的约束措施少、惩戒力度弱。眼下，北京正运用“除法”破除此类行业弊病。

一方面，指导行业协会和美团、青桔、哈啰三家企业共同签署实施《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严重违规用户采取统一联合的限制骑行措施。自2022年2月实施以来，三家运营企业活跃用户已全部同意并签署《公约》，被纳入限制骑行名单的用户，企业在违停行为发生当月即通过短信、App订单推送等多种形式提醒骑行人文明骑行、有序停放。

另一方面，为不断提升涉企诉求解决质效，及时消除负面评价，市级管理部门与12345市民热线对接并建立市民投诉月度数据共享机制，密切关注停放类投诉的点位分布，持续推动“未诉先办”。逐月对各区共享单车投诉量、各类投诉占比进行分析，将投诉排名比较靠前的街道、社区、轨道站点及时通报各区，将共享单车停放类投诉量/投诉率作为中心城区慢行系统评价的重要指标，逐月进行排名并通过区委书记点评会进行通报，督促各区。

目前，北京的共享单车市场环境明显改善。共享单车运营范围由五环内逐渐扩大至全市所有行政区，形成“1+N”格局，运营企业由“无序竞争、超量投放”转变为“公平竞争、精准投放”，投放合规率达98%、动态位置接入率达95%，周转率由日均0.9次提升至3.3次，淡季车辆使用效率较2020年提升了80%，市场环境得到改善。

此外，在《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执法检查中，市民针对共享单车满意度达八成以上，“接诉即办”“每月一题”市民满意度调查中，关于停放秩序改善的认可度高达92%，行业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冉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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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曾经对Blue Nile望尘莫及的品牌们，却在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着。作为全球第一家互联网钻石零售商，Blue Nile成为了钻石小鸟、珂兰钻石、戴维尼等中国珠宝电商的模仿对象，主打线上渠道。

但钻石小鸟在线上销售3年后选择开设线下体验中心。截至目前，其体验中心共有44家，遍布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线上销售与线下体验结合，这一O2O模式还被称为“鼠标+水泥”模式。同时，根据珂兰钻石官网的介绍，其线下体验店已达到200多家。

对于奢侈品而言，线下门店的意义远远不止销售渠道。“虽然现在线上购物成为了主流的购物方式，但像钻石这类高价值产品，门店不仅是经营渠道，也是品牌传播和客户服务的基础”，奢侈品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指出，钻石品牌光走线上路线是行不通的，线上线下结合的同时应以线下为主。

而近年来，中国市场的钻石类品牌也在茁壮成长，成了Blue Nile的有力竞争对手。例如中国本土钻石品牌小白光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开出了共计14家门店，且可以提供线下体验、选货以及提货的服务；老庙黄金母公司豫园股份、潮宏基等老牌珠宝品牌也都推出了钻石类的子品牌。

对于品牌未来是否会发展线下以及在中国市场的规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Blue Nile品牌方，但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

学会借力平台

Blue Nile退出中国市场似乎是无奈之举。时尚透明度创新中心创始人杨大筠表示，Blue Nile的退出与其不适应中国市场有关，“中国的互联网消费与境外有很大的差别，且国内的电商品牌发展得如火如荼，Blue Nile只能被动退出”。

此前，Blue Nile也曾通过拓宽业务线的方式尝试补救，在2020年，Blue Nile进军培育钻石领域，并推出了Lightbox系列；今年8月亦在网站上增加了培育钻石裸钻销售板块。

但新的业务线也依旧无法挽回退出的局面。张培英表示，“由于消费者对钻石的观念根深蒂固，培育钻石短期内无法占据主流，但未来仍有探索空间”。

投资人、北京市知识产权库专家董新蕊则表示，“培育钻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之前，需要做好设计、脚踏实地慢慢培养市场，逐渐改变消费者的观念”。

对于未来依旧想布局中国的钻石品牌来说，张培英表示，“钻石品牌想要发展好，一方面需要精准客群定位，结合定位针对性做设计创新、营销运营等；另一方面则要维护好销售与品牌规划的逻辑关系，不能为了销售而丢弃品牌的调性”。

杨大筠表示，品牌想要在中国站稳脚跟，要学会利用京东、天猫等平台，“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呈现的状态不一样，如果想要在中国发展线上消费，不借助平台，靠自己引流吸引消费者是十分困难的”。杨大筠说。

北京商报记者蔺雨葳胡静蓉

外卖小哥猝死案审结，新业态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北京商报讯（记者方彬楠陆珊珊）11月21日，#外卖小哥深夜送餐猝死清晨才被发现#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北京日报都视频报道，外卖骑手刘某某深夜接单倒在送餐途中，直到清晨，才被早起的群众发现已经死亡。家属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此案件的最新进展为北京朝阳法院审理该案件后，认为外包公司与刘某某之间实际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本案中外包公司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应承担主要责任，平台运营方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鉴于运营方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却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反馈等方面存在不完善之处，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刘某某本人对自身身体情况也应当有充分了解，最终法院认定外包公司承担7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承担20%的责任、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

除去家属已经获得的60万元保险理赔外，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外包公司和平台运营方另外赔偿死者家属总计150余万元。

外卖平台和用工单位所提到的雇佣关系，在传统的办公室工作、签订相关合同的状态下很好认定，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主播、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各种新兴用工形态也多了起来。同时，由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代理关系、加盟关系混杂其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关于新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孙志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业态下的双方关系认定较为复杂，需要按照相对应的法律关系特征进行相关认定。

就本次案件中的雇佣关系而言，孙志峰表示，从形式要件上，看双方有无订立雇佣合同或口头雇佣协议。从实质要件上，首先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要看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此外要看雇员是否为雇主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即便没有签订雇佣协议，但只要符合前述实质要件，即可认定为雇佣关系。

另外，孙志峰强调，主播、快递员等新型劳动者情况比较复杂，不能说全职工作了，就一定是劳动关系。“有的主播以个人身份入驻平台，与平台按比例分红，主播给平台一些管理费，剩下的归主播所有，且平台不规定主播的作息时间、劳动状态等，这种主播比较自由不受管理，不能认定构成劳动关系。”他解释道，“没有劳动关系的，目前建议还是自己上保险比较好，国家也有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上保险的制度。”

除了外卖小哥，北京商报记者在宠托师平台“猫巷”查询也发现，平台仅需答题认证、提交宠托师资格、线上终审、线上培训后，即可完成认证开始派单，并未涉及相关的合同或协议，这意味着如没有后台公司另行协定，双方很可能没有建立法律关系，平台也不会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

对此，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分析表示，这一方面是用人单位从成本角度出发导致的，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自身工作时间不固定、不长，也常常无法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

“这些权益问题，可以通过多元的方式来保障。”王鹏建议，“第一，督促相关企业平台，履行社会责任，对流动就业人群要保障到位；第二，加强监管，督促相关企业平台通过其他的方法对无法签订长期合同的人员权益进行保障；第三，还是要加强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保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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