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29日讯(记者吴蔚玲)为提振消费信心,推动消费恢复和升级,今年多地发放消费券。多地官方披露,消费券在商超人流量恢复、带动市场销售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财联社记者多方采访获悉,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券的发放对商超零售公司形成了一定利好,但仍受核销成功率、消费券总量有限等因素制约。
“以券促销”消费券杠杆效用显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浙江、江西、四川等20个省市先后发放了总额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涵盖商超百货、餐饮等各类行业及业态。
5月以来,各地消费券政策不断加码。仅5月27日至今,就有郑州、成都、济宁、贵州等多地宣布发放消费券,其中郑州发放餐饮消费券总额3000万元,贵州文旅消费券总计将达1.6亿元。
疫情之下,商超业受到冲击。据国家统计局,1-4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则显示,2022年1-4月份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4.2%,降幅较一季度扩大5.6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零售额同比下降35.7%。
从各地“消费券成绩单”来看,消费券的发放起到了一定作用。今年4月30日和5月8日,海南省商务厅统筹发放两轮消费券共计95.41万张,拉动社会消费超10亿元;“南京发布”则表示,今年5月20日发放首轮助力券后,5月21日消费者线上线下核销助力券近20万张,带动市场销售近9000万元;截至5月7日,广州省内20地市今年累计投放政府消费券2629.85万张,涉及金额6.07亿元,撬动消费交易35.81亿元。
鲸平台专家、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杨畅告诉财联社记者,在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加快采取消费券的方式,有利于实体消费场景的修复,打通消费循环。他同时表示,从目前发放的消费券来看,往往采取小额多频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消费修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蚂蚁金服研究院联合课题组曾对2020年杭州、广西等地的消费券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杭州,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单笔消费达300元以上的大单消费新增消费最高,杠杆倍数高达3.7-8.2;在广西,政府1元的消费券补贴,能带动5.3-7.7元的新增消费。
零售公司:消费券构成利好,但仍受限制因素制约
多地消费券推动下,商贸零售能否回暖?近日,财联社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王府井(600859.SH)、步步高(002251.SZ)、东百集团(600693.SH)等业内公司证券部,多家公司表示,消费券的发放对公司有利好,但也受多种因素制约。
东百集团证券部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政府消费券的发放是一个利好,但还是要看门店的具体使用情况。
家住深圳的廖女士就遇到了核销受限的问题。她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她抢到餐饮消费券,但她发现很多商家规定已经有折扣的商品不适用。“我选了一家店,但他们的商品基本上都是有折扣的,我研究了半天,那个券(折扣)还挺大的,但是用不了。”
此外,适用门店距离较远也会影响消费券的性价比。廖女士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除了餐饮消费券,她还抽中了一个数字消费券,但也没使用,“这个券是满200减80,但得去福田,来回打车还要花钱。”
步步高证券部人士告诉财联社记者,消费券算是个利好,但据其了解,整体量不是很大,对公司不会有太大影响。
今年4月底至6月24日,长沙市计划分十批发放消费券共计3000万元,此外所辖的开福区、天心区以及长沙县都额外发放了消费券。但家住长沙的齐女士告诉财联社记者,今年自己没有参与消费券申领。她解释称,一是从过往经验来看申领成功率有限,二是折扣率不算太大,对自己而言吸引力有限。
王府井证券部人士则告诉财联社记者,消费券对推动消费有促进,但当前部分地区因疫情受管控,仍然影响商超人流量。
钟正生牵头的平安首经团队于上周发文称,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总规模在百亿之内,难以扭转消费低迷的趋势。该团队认为,有必要出台更大规模的促销费政策,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
值得关注的是,5月23日深圳多部门联合印发《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其中涉及汽车、消费电子、家电等方面。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消费电子、家电等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最高2000元。
深圳市商务局公布的补贴参与企业门店和活动产品清单显示,此次参与活动的消费电子及家电单品合计8249种,覆盖全市门店668家,包括商超、自营店、授权店等多个业态。
随后5月27日至今,已有郑州、青岛、福州、临沂等多地宣布发放汽车、家电等领域的大额消费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则建议直接发钱。在5月18日出席“承泽论坛”活动时他建议,在封控区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人民币,以支持他们的消费。他表示,“发钱”可以是500元消费券,500元现金的形式,而且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建议,政府应该给低收入群体,那些受到疫情影响、收入降低、失去了工作的人,直接发现金。这些钱限定用途,并且限定在一定时期内消费。
姚洋还提醒,消费场所一旦关停再想启动难度特别大。他举例说,他们学校旁边原来有个饮食一条街,疫情期间人越来越少,最后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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